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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半月談第12期_半月談2019第12期文章匯總
http://www.o4645.com/       2019-10-22      來源:江蘇公務員考試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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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月談》是黨政機關公務員必備的閱讀學習刊物之一,也是考公務員申論備考非常好的資料。


  下面是網頁閱讀版:

 

  半月講解


  1  村民“打平伙”,“打”出先鋒村


  “航拍機就位!”黃綠相間的田疇,阡陌縱橫的鄉間,美麗的姑娘撥動阮弦,一曲鄉村版“快閃”《在希望的田野上》悠悠展開,游客和村民跑著、跳著、唱著,紛紛向一座曬場聚攏來……


  “48小時點擊量超過115萬次,創了新紀錄。”四川成都郫都區唐昌鎮先鋒村黨支部書記任健回憶起這場“快閃”眉飛色舞:“我們行走在希望的田野上,更生活在幸福的田野上。”


  “打平伙”辦“九大碗”:把人心聚起來


  竹,是川西農家院落的常見植物。走進先鋒村文創項目“三味書屋”,半月談記者被一叢竹根深深觸動:根連根、根繞根,盤旋交錯緊緊抱團。“‘竹根親’是川西人心中人心凝聚的至高境界。”任健說。


  先鋒村原本是一個農耕為業的傳統村落,近年來大量青壯勞力外出打工經商,村莊逐漸成了一盤散沙。有著多年從商經驗的任健認為,要想把人心重新聚起來,需要在村莊發展與百姓致富之間找到結合點。


  鄉村振興新政策給先鋒村帶來了希望。村子靠近都市,又是飲用水水源地,交通便利,生態基礎好,加上有蘿卜干加工、花卉苗木等特色產業,正好可以吸引村民共同參與,發展鄉村旅游。


  “但是,怎樣讓村民共同參與、愿掏腰包?簡單說教說不動人。”任健說,當地“打平伙”辦“九大碗”的酒席置辦方式讓干部們有了靈感。


  “打平伙”辦“九大碗”,就是各做幾道菜同辦一桌席,在川西是深入人心的民風。先鋒村干部想到,林盤院落整治也可“照辦”。


  村黨組織負責4道“菜”:建好污水管網及化糞池,改路、改墻、改門頭,做好相關培訓工作,辦好引領產業;村民負責5道“菜”:拆除違建和私拉亂接,改廁、改廚并接入污水處理設施,搞好院內裝修改造,做好家庭衛生,用心經營家庭產業。


  “三亮”“三級亮”:把黨員干部“逼”出來


  攤開“先鋒農夫記憶景區總平規劃示意圖”,農夫田園、農夫曬壩、農夫壩壩宴……幾十個帶著鮮明農桑特色的旅游景點和設施,幾乎覆蓋了先鋒村1.8平方公里村域,“農夫記憶”字樣在村里隨處可見。


  聊起“農夫記憶”這個品牌,任健說,這最早是他個人注冊的商標,用在自家作坊生產的蘿卜干等旅游產品上,后來又把這個商標與村民共享。他說,帶領村民發展產業是黨員干部義不容辭的事,帶頭就要有個帶頭的樣子,不要斤斤計較個人得失。


  “黨員要亮身份、亮承諾、亮實績。我們還有個‘三級亮’制度,‘三亮’不僅要亮在村黨支部,亮在黨小組,更要亮在黨員家門口。”任健說。


  在先鋒村周家院子黨員周學成家門口,半月談記者在大門旁的院墻上看到了“共產黨員戶”的張貼,除了衛生、秩序、容貌“門前三包”,還明確“黨員環境治理任務”為“每周至少打掃家門口休息亭衛生1次”,旁邊附上“月衛生考核狀況”公示。


  周學成說,剛開始害怕做不好讓村民看笑話,但現在養成了習慣,“這是黨員的自豪,我能做的還不止門上貼的這些”。他是蘿卜干生產大戶,通過引進自動化生產線擴大產能、自創品牌增加效益,現在能解決20多個村民的就業問題。


  老黨員也不甘落后。林盤院落整治過程中,李輝等老黨員憑威信和經驗,多次有效化解村民糾紛:“過去村里修個路,建個設施,占地和補償就能讓有些人吵個不停,現在有我們,說服工作很容易奏效。”


  共建共享:把“合伙人”引進來


  鄉村振興,不止是鄉村的事兒。先鋒村先鋒供銷社門市部旁邊,就有一塊“社工站”的牌子,來自成都都江堰市的上善社工組織,向這里派出了多名工作人員。


  村民告訴半月談記者,這些小年輕很能干,比如說衛生評比,他們會按照“院落整潔、擺放整齊、環境優美”的標準,組織打分并張榜公示。


  “我來之前,村里就已經把這幾間書屋準備好了。”中國文聯文藝家之家展覽館新媒體主編傅錄志說,當地領導力邀他選個地方支持鄉建,看到這個在茂竹、曲水、草房、良田之間的“三味書屋”后,他就決定留下來,成為村里的“合伙人”。


  傅錄志擅長書畫,在這里,他有空就為有需求的村民免費寫幅字。當然,他最大的愿望還是想把自己創辦的藝考實訓基地搬到這里:“藝考生來到這里,住農家民宿體驗生活,漫步田野放松身心,還能為村里留下很多用心之作,一舉多得。”


  入夜,蟲蛙和鳴,三味書屋掩了門,村里新普及的太陽能院景燈多半也熄了燈。任健說,先鋒村引進“合伙人”,現在才開了個頭。如果越來越多的社工、藝術家、基層治理專家愿意走向希望的田野,鄉村的前景會更美好。


  半月調查


  政策脫節:保了生態,保不了發展


  當前在一些貧困地區,脫貧攻堅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還較為突出,尤其是一些自然保護區域,既是脫貧攻堅的“硬骨頭”,也是生態保護的重中之重。發展與保護之間的矛盾亟待破解。


  “守著水源沒水吃”


  地處云南省尋甸縣甸沙鄉海尾村的清水海是昆明市的水源地,為了保護水資源,海尾村85%的土地都已退耕還林。此前,當地通過“天保工程”“市級農改林”來補貼村民,但由于“天保工程”補貼到期、“市級農改林”補貼較少,部分村民有不滿情緒。


  “有鄰居說如果沒有補貼,就上山砍樹。”海尾村村民陳興忠說,他是靠種親戚家的地來維持生活,各類林補減少后,生活并不好過。


  “為了保護水源地,我們在徑流區叫停了大規模的農業種植。”海尾村村主任陳興所說,大家在保護生態的同時,并沒有享受到多少生態紅利。部分村民生活在海拔2400多米的山上,旱季時飲水都有困難,“守著水源沒水吃”。


  “全縣面積近1400平方公里,但有近480平方公里被劃定為長江上游珍稀特有魚類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國家級貧困縣威信縣一位干部說,按照區域劃分,縣城都在保護區內,這導致很多產業項目無法落地,而沒有產業切實帶動,鞏固脫貧成效比較困難。


  生態與產業不可兼得?


  按照國家相關規定,自然保護區核心區范圍禁止任何單位、個人進入,旅游經營活動也被明令禁止。自然保護區緩沖區域則只準進入者進行科學研究觀測活動,同樣禁止開展旅游和生產經營活動。


  與此同時,這些地區普遍面臨經濟總量較小、產業薄弱等問題,脫貧增收、改善民生的任務頗重。而面對自然生態保護的紅線壓力,不少扶貧項目、資金面臨有政策但難落地的尷尬。道路建設、危房改造、產業發展等扶貧剛需項目,觸碰生態紅線的風險不小,有的發展起來的項目已被責令整改拆除。


  半月談記者采訪發現,近年來西部一些貧困縣依托生態優勢,大力挖掘鄉村旅游資源,推動致富產業發展,取得了積極成效,但“紅線內外兩重天”。


  一些地區在生態紅線之外,農家樂、鄉村民宿等產業發展紅紅火火,路網拓寬加密,飲水、用電等基礎設施日益便利;但地處生態紅線內的自然保護區,則顯得“冷冷清清”,村社新修、維修道路、改造農房、發展產業等都受到嚴格限制,不少群眾內心覺得“政策不公平”,意見比較大。


  更為嚴重的是,過去在劃定自然保護區時,有的地方為了獲得國家相關政策支持、補助,一定程度上存在自然保護區面積劃定隨意、面積過大等問題,甚至有些人口密集的城鎮、村社也被納入自然保護區范圍,更加劇了扶貧與生態保護之間的矛盾。


  生態補償施策還需細化


  紅線內外兩重天,矛盾怎么緩解?據了解,生態補償是緩解矛盾的重要制度安排,不過一些基層干部認為,目前該安排的細化落實還存在一定問題。


  一是補償投入不足,補償范圍窄、標準偏低,難以完全體現重點生態功能區為生態建設、綠色發展做出的貢獻。以林業領域的天然林保護為例,在一些地區,按照政策,群眾種植生態林,一年僅有每畝15元的管護經費;種植經濟林的,還無法享受生態補貼。增綠之后如何“守綠”依然存在不小的難題。


  二是補償方式簡單,主要集中于中央、省級財政轉移支付一途,缺乏流域間、區域間橫向生態補償。碳匯交易、排污權交易、水權交易等市場化補償方式還處于起步階段,規模較小,難以惠及多數保護區群眾。


  基層干部建議,對于符合綠色發展要求的新產業,應該著眼于地方資源稟賦和承載能力,引導企業合理布局,讓重點生態功能區域也能夯實發展前景可持續的產業基礎。


  另外,應支持貧困地區綠色發展,不能一味盼著國家生態轉移支付“輸血”,要靠新興產業培育實現自我“造血”。在實施產業準入負面清單的同時,推動生態友好型產業的發展布局,這樣地方擺脫貧困、綠色發展的道路才會走得更平穩。


  半月世界


  3  絲路之上,潤物無聲的?小而美?


  隨著共建“一帶一路”沿著高質量發展方向不斷推進,中國企業不僅在相關國家推進了許多“高大上”的合作項目,也建設、參與了不少“小而美”的工程。這些看上去不怎么顯眼的小項目,讓共建“一帶一路”成果惠及更多人,如春雨般潤物無聲,給當地帶來福利,也拉近了人心距離。


  貧民窟里的小樂團:讓巴西窮孩子看到未來


  2010年,巴西人卡洛斯·艾德爾組建了明日之潮馬累交響樂團,希望用音樂引領貧民窟兒童找尋人生的方向。起初,樂團僅有40個孩子,沒有任何企業愿意資助,卡洛斯用自己的積蓄艱難支撐。2011年,樂團眼看就要解散,中國國家電網巴西控股公司聽聞這一項目,開啟了對其的長期資助。


  “在樂團最危難的時候,中國公司來到了我們身邊。如果不是他們,樂團絕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功,孩子們的命運不會改變。”卡洛斯說。


  馬累交響樂團目前累計讓超過2000多名學生受益,不少15至19歲的優秀樂手邊接受專業培訓、邊給更小的團員上課,有些人的收入“甚至比父母還多”,可以自豪地補貼家用。


  如今,明日之潮馬累交響樂團已發展壯大,組成了不同梯隊的小樂團,并在國內外盛大活動中演出,獲得巴西各界高度評價。


  面對半月談記者,團員伊莎多拉說:“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馬累孩子,我不僅如愿上了大學,還走出社區去演出,我想對中國國家電網說,他們贊助的不僅是一個社會項目,而是我們的夢想和未來。”


  叢林凈水站:讓馬來西亞人喝上直飲水


  “China,good!”在馬來西亞沙撈越州穆卡鎮東北處,常會遇到手里拎著大瓶子的當地人,見到中國人尤為熱情。他們拿瓶子來此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取干凈的飲用水。


  兩年前,中國能建天津電建馬來西亞巴林基安項目部工作人員進駐馬來西亞熱帶雨林時,飲用水是最大的難題。工地距離最近的小鎮思拉奧有40公里遠,距離最近補給點的泥路走起來也異常艱難。經過一番討論,項目部員工決定自力更生解決日常飲水問題。


  他們選取了距離工地約5公里的巴林基安河作為水源地,加班加點連續施工,不到一個月時間就順利完成了引水工程。項目部建設了凈化水配套設施,將河水凈化到直飲水的標準。


  天津電建項目部有干凈直飲水的消息不脛而走,引起了當地人關注。當地居民日常生活用水一直靠天吃飯,家家戶戶都用收集來的雨水洗衣做飯,疾病時常發生,中國公司的凈水裝置讓他們非常羨慕。


  于是,天津電建公司項目部把當地居民主動請進來,每天安排專人給前來取水的當地人灌水,當地居民也紛紛慕名而來,要求加入到項目施工的建設大軍中。


  污水處理廠:讓赤幾遠離臟亂


  類似的友誼同樣在非洲大陸譜寫。赤道幾內亞位于中部非洲,馬拉博是該國首都。但直到十年前,這座城市還沒有污水處理廠,人們的生活廢水只能隨意排放,城市里到處污水橫流,霍亂、瘧疾等疾病發病率一直居高不下。


  2008年,赤道幾內亞政府委托中國能建葛洲壩國際工程公司在馬拉博修建該國第一家污水處理廠,2016年污水管道接入了市區大部分公共建筑和居民家中。


  徐健曾是葛洲壩國際工程公司赤道幾內亞項目部經理,專門負責污水凈化處理項目的推廣移交。他告訴半月談記者,2015年底,他帶領同事進行污水處理項目試運營時,困難不少。


  徐健和同事入戶鋪設排污管道,遭到很多居民抵制,他們從沒見過排污管,對安裝工作很不理解。徐健找來當地的翻譯,挨家挨戶耐心講解,才得以順利鋪設。如今,排污系統效果日益顯現,不少當地人主動邀請他們前去施工。


  解決污水問題之后,馬拉博蚊蟲減少,瘧疾的發病率減少到8%。葛洲壩公司還為當地捐贈五口公益水井,每口可滿足500人日常用水需要。在第五口井的移交儀式上,馬拉博市長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中國公司自進入赤幾后一直關注本地民生,為居民排憂解難,中國是偉大的朋友!”


  基層治理現代化


  4  護林員:青山未老人先老


  導讀


  在深山密林之中,有一群叫做護林員的人,為守護山林寶藏默默奉獻。2015年的統計數據顯示,全國國有林場現有管護站點33914個,管護林地面積8.7億畝,常駐護林人員16萬余人。半月談記者近日來到重慶武隆區白馬山國有林場,走近這群可愛可敬的山林“衛士”。


  踏遍青山人“先老”


  白馬山林場始建于1958年,下設竹壩、紅廟、黃白淌3個管護站,每個管護站都有護林員24小時值班。在竹壩管護站,半月談記者見到了站長劉春濤,他是站里唯一的護林員。


  “我們日常的工作就是白天巡山,晚上值班。”劉春濤說,上世紀90年代剛到林場工作的時候,巡山全靠兩條腿步行,每天步行二三十公里,每周一早上從林場場部出發,直到周日下午才巡完一圈。


  “如今是車巡與步巡相結合,開著摩托車和皮卡車巡山。”20多年來常與劉春濤一起搭班巡林的白馬山林場副場長侯恩忠說,以往需要步行一周的巡山路線,開皮卡車只需要一天。


  半月談記者發現,侯恩忠、劉春濤雙手粗糙、皮膚黝黑,兩位40多歲的護林員,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要大很多。


  為了實地體驗護林員們的工作日常,半月談記者跟隨兩人一同步行巡山。連日的雨水剛過,巡山的便道有些泥濘,鞋子很快就臟了。劉春濤笑著說,他們平時就是“晴天一天汗,雨天一身泥”,餓了就吃干糧、野果,渴了就喝林間隨處可見的山泉水。


  沒走多遠,半月談記者隨身攜帶的手機就變成“無信號”。侯恩忠說,山林里沒信號是常有的事,真的是“叫天天不應”。林場因此規定,每次巡山一般兩到三人一組,以便相互照應。


  越冬難、吃水難,休假更難


  白馬山冬長夏短,除了盛夏的七八月份,幾乎終日云霧繚繞,冬季平均溫度在零下10℃,冬雪期長達3個多月,大雪封山更是常有的事。


  海拔1300米的車盤村林場駐地,是白馬山林場硬件最“豪華”的所在。說是豪華,其實也就是一棟建于1983年的四層小樓,一樓是倉庫,二樓是辦公室、值班室,三樓四樓則是職工宿舍。


  走進小樓,半月談記者發現臺階很是濕滑,只能扶著欄桿緩步上樓。在三樓侯恩忠的宿舍里,只有簡單的一張床、一個小桌,桌臺上擺著的漱口杯還是他20多年前退伍帶回來的,一直用到現在。房間里唯一的電器是一臺烤火器。“這可是寶貝,白馬山上濕氣重、天氣涼,一年里有大半年要烤火。”侯恩忠說。


  吃水也是難題。由于沒通自來水,林場駐地的供水全靠附近的一口山泉蓄水池。遇到夏天用水量大、供水不足,就只能用皮卡車去十幾公里外的地方運水。


  在白馬山林場,護林員實行輪休制度,每人每月按規定休息8天,但少有護林員能夠休滿。遇上夏天森林防火工作最重的時候,林場必須全員在崗,任何人不得休假。


  盼提高巡護能力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白馬山林場的巡林條件也有了改善。2017年,林場出資對車盤村林場駐地樓房外立面進行改造,護林員們的生活條件有所改觀。在最偏遠的黃白淌管護站,護林員們還用上了海事衛星電話。劉春濤也在去年搬進了新修的管護站工作,在新房子里過上了第一個春節。


  采訪中,護林員們表達了對未來工作的期待。劉春濤說,當務之急是提高巡護能力,安裝視頻監控系統,更好地守護好白馬山10萬余畝森林。目前林場配備了一臺皮卡車和一臺獵豹越野車,兩輛車都跑了40多萬公里,加之車齡較大,巡林時發生故障的情況越來越多,急需更換。


  提高巡護能力還需要更多人手。侯恩忠說,目前白馬山林場是林業部門下屬的全額撥款事業單位,共有20個編制,但因部分人員到外地學習、或被借調到上級機關工作,實際在崗人員只有十五六人。最近十幾年,林場只在2015年新招了5名工作人員,因工作條件相對艱苦,目前只剩下2人還在林場工作。


  提高福利待遇也是大家共同的期盼。護林員們反映,由于種種原因,他們本應享受的下鄉補助、艱苦邊遠地區津貼、有毒有害作業崗位津貼等,實際上未能享受到,希望能得到落實。


  教育改革進行時


  5  過于放任或壓制,對孩子都是災難——專訪家庭教育專家孫云曉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學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在教育焦慮蔓延的當下,家長該秉持什么樣的理念、采取什么樣的行動去給孩子講好“人生第一課”,幫助他們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在科技瞬息萬變的今天,家庭教育的本質是什么?為此,半月談記者專訪了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二級研究員、家庭教育首席專家、中國教育學會家庭教育專業委員會常務副理事長孫云曉。


  好的家教是培養孩子主動性和自制力


  半月談記者:現在的家長尤其是城市家長對孩子的未來存在諸多焦慮,一些家長認為,教育還是要讓專業的人去做專業的事,從孩子嬰兒期開始,他們投入巨大財力為孩子報了各種培訓班。近日有調查顯示,有四成家庭將家庭收入的30%用于孩子的教育。對此您是怎么看的?


  孫云曉:現在家長有兩種較為極端的的教育理念:一是給孩子快樂教育不加限制,童年完全自由;二是認為快樂教育是騙局,主張“如果給了孩子幸福的童年,就給了孩子悲慘的中年和老年”,所以給孩子施加了很多壓力,為孩子報了各種培訓班,對孩子有各種管束。


  其實,這些家長對教育的認識都比較偏頗,走向了極端,而極端的教育只會帶來極端的災難,過于放任或過于壓制的童年都會給孩子一生造成難以消除的陰影。


  半月談記者:教育本不復雜,但今天的教育生態讓我們陷入迷茫。到底什么樣的童年生活對兒童發展是有利的,什么樣的童年生活會為孩子的一生奠定幸福基礎?


  孫云曉: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院教授對200多個孩子跟蹤研究了20多年發現,那些發展理想的孩子都是有主動性和自制力的孩子。主動性和自制力決定了一個孩子人格是否健康,發展是否理想。所謂主動性就是有興趣、有愛好、有追求、有夢想,敢于積極探索,內驅力強大;自制力是有規則、有底線,遵紀守法。這二者相輔相成。


  如何培養孩子的主動性和自制力?我認為重要的是喚醒孩子內心沉睡的巨人。以我自己為例,我在11歲時,偶然讀了一批文學名著,被書中雄渾壯麗的世界所打動,就夢想著有一天能成為作家。在那一刻,我內心的巨人被喚醒了。我知道,成為作家必須要堅持不斷地閱讀與寫作。我從15歲開始堅持寫日記,沒有間斷,到現在一共寫了近50年,出版了10部文學作品和許多教育著作,可以說實現了兒時的夢想。


  其實,當孩子心中有目標時,最有可能做到自我管理、自我克制,這是教育的至高境界。提升孩子的內驅力,家長要給孩子足夠的空間和激勵,喚醒他內心的巨人,啟發他獲得“成為更優秀的自己”的動力。


  給很小的孩子一部手機,不亞于給他一包毒藥


  半月談記者:現在社會正進入網絡化、智能化時代,這對家庭教育有什么挑戰?該如何應對?


  孫云曉:讓孩子去學習,自己卻在玩手機;為了讓孩子不打擾自己,給孩子一部手機……現實生活中,這些現象屢見不鮮。在我看來,給很小的孩子一部手機而不加引導和限制,不亞于給孩子一包毒藥,因為小孩子無法抵御手機強大的誘惑,有可能沉迷其中難以自拔。


  這是一個巨變的時代,是真正的學習革命的時代,是個性化發展的黃金時代,也是家庭教育面臨挑戰的時代。父母們最好的對策就是與孩子一起成長,既要給孩子做出榜樣,也要睿智地向孩子學習。


  面對網絡的強大誘惑,最難以改變的往往不是孩子的習慣,而是父母的習慣。網絡時代當然可以娛樂,但如何處理好娛樂與學習的關系,如何學會探索與創新,正是父母需要為孩子做出榜樣的關鍵。


  隨著科技的發展,許多兒童與大自然的鏈接被割斷了。生活越是現代化,人越是要跟大自然保持密切鏈接。孩子,尤其是幼兒,父母應多帶其接觸大自然,在自然中感受生活、健康體魄。


  半月談記者:現實生活中,家庭教育的責任常由母親及老人承擔,父親則主動或被動地處于“隱形”狀態,網絡上出現一些如“詐尸式育兒”“喪偶式婚姻”“云配偶”等調侃的詞匯,您怎么看?


  孫云曉:整個教育是一個生態,每個家庭亦是一個生態。中國家庭常常被形容成“一個極度焦慮的母親、一個缺位的父親和一個有問題的孩子”。


  哈佛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人生下來有兩個發展方向,一是親密性,母親有天然優勢;一是獨立性,父親有天然優勢,二者缺一不可。家庭教育的原則是兒童為本、父母主體、多向互動,但父母主體并非母親主體,父教缺失是目前家庭教育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做父親是一個男人走向成熟的重要途徑,男人逃避做父親的責任,其實是失去了成長的機會。


  家校合作不能把家庭變為第二課堂


  半月談記者:近年來,許多地方都在倡導“家校共育”“家校合作”,一些家長對此表示歡迎并積極參與,另一些家長則認為此舉增加了家長負擔,表示煩不勝煩。對此您如何看?


  孫云曉:今天的家校合作有把家庭變為第二課堂,把父母變為老師助教的傾向,似乎一切圍繞學校教育轉、以學校教育為中心就是家校合作的成功。顯然,這是學校中心主義的體現,是無視家庭與家庭教育特點和規律的體現。家校合作的方向不是讓家庭變為學校,而是讓家庭更像家庭,越有魅力的家庭越有利于孩子的成長。


  學校有責任指導家庭教育,但不能把學校的教學任務轉嫁給父母。這種越界會使家庭教育的重心變成追求學習成績,使家庭教育以生活教育為中心的功能缺失,扭曲了家庭建設與家庭教育的價值觀,是對素質教育的一種誤導。另外,家校共育不能忽視兒童的參與,不要以為家校合作一定是做好事,也有可能是聯合起來折磨孩子。


  我認為,家庭教育更重要的是要體現家庭化、生活化,家庭教育的本質是生活教育,好的生活是好的教育,壞的生活則是壞的教育。


  需要重視的是,現在許多家庭對孩子的教育是不正常的。一些家長不讓孩子做家務,這其實是一種“反生活教育”。孩子的生存發展不僅需要分析性智力、創造性智力,還需要生活智力或實踐智力,只能通過生活,通過親身實踐,才能得到直接的經驗,而不僅僅是從書本上獲得的間接經驗。這樣,在發生問題時,孩子才可能有更多應對之策,不會出現傷人或自傷等極端行為。


  解碼城市


  6  西寧:西陲永寧


  導讀


  “白天干干凈凈,夜晚亮亮堂堂,社會平平安安。”這是旅游旺季大量涌入的外地游客對6月西寧的評價。


  作為青藏高原上唯一人口超百萬的城市,西寧特色鮮明:漢族、藏族、回族、土族等多民族聚居;作為交通要道,西寧又是出入藏、疆之“咽喉”;作為旅游城市,西寧獨特的自然風貌和少數民族民俗風情吸引著眾多外地游客——2018年旅游人次逾2400萬,超過全市人口的10倍,成為全國游客數量增長最快的十大城市之一。


  人口結構的復雜性、流動人口數量的增加勢必會給社會治安帶來較大壓力,但在2018年的全國城市公共安全感調查中,西寧名列全國第二;同年的刑事打擊工作質效,西寧位列全國省會城市第一。


  平安西寧的建設密碼到底是什么?


  社會治安行政圖精準測量:群眾安全有了“體溫計”


  打開西寧市城北區2019年4月的社會治安行政圖,小橋大街派出所建設巷社區區域已由表示“警告”的紅色變為表示“平安”的藍色。


  派出所副所長王彥告訴半月談記者,建設巷社區內大型農貿市場、超市集中,人流量大,在元月市民忙著采購年貨時,片區內發生24起盜竊案。“由于和上個月相比發案數增加了50%,因此當月片區被涂上了表示‘警告’的紅色。”


  王彥說,“有了這個‘紅黑榜’,哪兒發案多,我們就把警力安排到哪兒,‘紅色’倒逼民警從被動工作到主動防范。”負責建設巷社區的民警林杰告訴半月談記者:“針對建設巷出現的問題,2月開始,我們組織警力開展全天候巡邏,同時幫助市場組建了十余人的保安隊伍,一下就把發案率降下來了。”


  這是西寧市實施社會治安分級評價機制改革的縮影。2015年6月,青海省委常委、西寧市委書記王曉問診西寧公安、把脈社會治安,明確提出“調整社會評價機制,構建一張西寧治安行政地圖,以顏色劃分,進行預警防范,督促、提升工作效能”。


  西寧市在全國首創“綠色良好、藍色安全、黃色關注、紅色警告、黑色嚴重”5個等級的社會治安分級評價機制,每月繪制一張“社會治安行政地圖”,構建警力跟著警情走的“工作鏈”。


  “最近哪類警情報警頻率最高?哪個領域風險隱患最大?每月的治安行政地圖會用鮮活的數據說話,通過數據的搜集、分析和研判,黨委決策有了‘活地圖’,群眾安全有了‘體溫計’。”西寧市公安局副局長袁建青說,“以圖考核問責”的機制也有效推動了公安機關作風的轉變,實現了效能的大提升。


  統計數據顯示,如今,西寧市8類案件發案數不足2013年的一半,發案率創7年來新低,群眾滿意度上升到97%。


  多種力量聯勤聯動:高效執法有了“助推器”


  夜晚,行走在西寧市城中區莫家街,街道綜合執法隊伍的最基層站點——“24小時平安在線”綜合執法指揮中心平臺的警務車警燈長亮,正在車內執勤的公安干警告訴半月談記者,公安、城管、工商、食藥、交通、衛生、法律援助等部門的執法人員在這里共同執法。


  近年來,西寧市深化以“綜合”“下沉”為核心的城市管理體制改革,將交通管理、市容環境衛生管理、環境保護管理等20余項城市管理事權下放到街道辦事處,多種力量聯勤聯動,執法人員工作效率高了,老百姓辦事方便了。


  在人員環境復雜的城中村設立警務室,城管、安監、衛生、國土、食藥監等7個部門入駐,加強基層治理;在百姓關注度高的侵財類民生小案上投入精力,上門查找原因并加強相關巡邏工作;在游客聚集的夜市成立治安調解小組,并與每一位經營戶簽訂安全責任書……


  據了解,目前西寧市在近20個街道辦事處成立了城管綜合執法指揮中心,從公安、民政、交通、規劃、環保、水務、城管、林業、工商、食藥、安監等部門抽調了近百名執法人員協同作戰。多種力量的聯勤聯動讓城市綜合管理體系高效運轉。


  為解決火車站周邊治安問題突出、社會綜合治安管控壓力大的難題,西寧火車站社區9家單位的25個黨支部成立黨建聯盟,協調派出所、武警、交警、運管、城管5家成員單位組成聯合工作小組,聯勤聯動、優勢互補、一體作戰。


  青海省公安廳治安警察總隊副總隊長安勝年介紹說,通過資源共享、治安共防,火車站治安案件從過去的日接警48起下降到目前的年接警僅42起,旅客群眾安全感大幅提升。


  社會力量群防群治:布下治安聯防“天羅地網”


  借鑒氣象部門天氣預報的做法,2017年5月起,西寧市首次推出大眾版《社會治安形勢分析報告》,依托派出所LED顯示屏、全市的1338個商業視頻網點、“西寧警事”“西寧交警”等警務APP向市民推送。


  “群眾是評價機制的源頭。”西寧市公安局改革辦民警張延齡說,西寧將群眾滿意度作為社會治安的重要測評指標。村警從發動鄰里鄉親入手,戶籍民警從前來辦證的群眾入手,社區民警從發動保安、物業、商店等從業人員入手,定期向群眾匯報警情,請群眾評價治安。


  同時,35個城區派出所創建了工作監督微信群,每個派出所邀請100名群眾入群,常態開展監督測評工作。西寧市公安局城中公安分局通過建立上百個“鄰里牽手社區群(樓院群)”,讓“朋友圈”變成了“網上警務室”,群眾對治安的感受如何、有什么好的意見建議,民警隨時掌握,及時解決。


  不僅參與監督測評,廣大群眾還積極投入到社區治安工作中。69歲的居民焉幾何就是城東區中莊大院的一名“紅袖標”。他時常穿著紅馬夾、戴著紅袖標,和大院里的其他黨員一起巡邏。“一趟來回約2公里,大概需要半個小時。”焉幾何說。


  如今在西寧,像焉幾何這樣的轄區“紅袖標”“夕陽紅”“商戶聯防”“鄰里牽手”等群防群治模式不斷涌現,社會各界以主人翁姿態共建平安,布下了治安聯防的“天羅地網”。


  “警力有限,民力無窮”,群防群治,讓社會治安共治的效果更加明顯。“不管是小偷小摸、‘兩搶一盜’還是日常的違章擺攤、亂停亂放亂調頭,在西寧都能得到有效治理。群眾的平安感、安全感很強。”西寧市常務副市長王劍鋒說。


  時政·財經


  7  誣陷州委書記,把自己陷了進去——云南和建案警示錄


  導讀


  退休后索要待遇未果,轉而以發匿名短信、散布公開信等方式,誣陷州委主要領導,不僅造成惡劣影響,還牽扯出自己多項嚴重違紀違法行為,最終受到黨紀國法的嚴懲。云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委原政法委書記和建一案留下了諸多警示。


  不斷散布公開信


  “我應該是安享晚年了,但今天,我卻坐在沒有靠背的椅子上,活動在狹小的空間里。”和建在懺悔書上寫道。


  2018年10月15日,退休僅7個月的和建被立案審查,導火索或許就是他此前不斷散布的公開信。


  2018年10月10日,云南省紀委省監委收到和建《致州委常委的公開信》,信中將紅河州既定的決策部署、發生的群體性事件等問題歸責于紅河州委主要領導。


  這并非和建首次舉報。


  2018年9月24日,和建還先后向中央領導、云南省委、省政府、省紀委和省委組織部主要領導以及紅河州部分領導干部寄發本人署名的關于質疑紅河州委書記姚國華政績的公開信。


  云南省紀委常委李慶元介紹,通過向8家省級部門、11家州級部門調取評判意見,并向紅河州委常委等干部調查,發現和建散發的公開信刻意歪曲事實真相,對姚國華同志的所有質疑都屬于牽強附會、惡意中傷,查無實據,毫不可信。


  調查發現,和建還使用他人身份信息購買兩張移動電話卡,發送數十條匿名短信,在領導干部之間制造、散布、傳播政治謠言;教唆、慫恿他人寫舉報信向中央領導、省委領導反映不實信息。


  而這些做法的背后,都源于一件事:2015年5月,和建向組織伸手要求在退休前解決正廳級待遇未果,因此認為是州委主要領導不幫他。


  云南省紀委副書記、省監委副主任王宇表示,和建嚴重違反政治紀律的行為,嚴重破壞了黨的團結統一,嚴重干擾了紅河州委、州政府的工作秩序,嚴重影響了紅河州改革發展穩定大局。


  2019年1月9日,云南省紀委、省監委在紅河州蒙自市召開不實舉報澄清了結反饋會,為受到誣告的紅河州委書記姚國華澄清正名。此前一周,和建被開除黨籍,取消退休待遇,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機關依法審查起訴。


  先告狀的“惡人”


  作為云南首個因違反政治紀律而被留置的“落馬”官員,和建的違紀違法情況令人咂舌。隨著調查的深入,和建在任職彌勒縣委書記、紅河州委政法委書記時的種種劣跡逐漸浮出水面。


  “在彌勒縣委擔任主要領導期間,什么都得按照他的想法來辦,只要他不滿意的就得推倒重來。在紅河州政法委擔任主要領導期間,更是大搞‘一言堂’‘家長制’,凡事都得由他一個人拍板。”王宇說。


  據調查,和建曾隨意更改已經縣委、縣人大和縣政府會議研究通過的政府辦公樓圖紙,并將已經封頂完工的辦公樓拆掉一層;動不動就實施打擊報復,指使人收集他人的“罪證”,意欲“整倒”持不同政見的競爭對手;將“不聽話”或看不慣的下屬調離重要崗位甚至“整走”。


  一名干部介紹,和建經常謾罵下屬和縣市領導,只要迎接的同志晚幾分鐘就開罵,甚至責令沒有到交界處迎接他的兩名干部寫書面檢查。“和建下基層時都要讓警車開道,要大批干部陪同,很講究排場,喜歡前呼后擁。”


  這樣一名作風霸道的干部,自己更沒有做到廉潔自律。


  調查顯示,2003年至2015年期間,和建大搞不正之風,十八大以后仍不收斂不收手,逢年過節都會收受禮金,累計達82萬余元。他還利用職務之便及職務影響,為他人謀取利益,通過收受公職人員、私人老板、民營企業等賄送的財物及向關系人高價出售房產等方式,涉嫌受賄共計224萬余元。


  2005年,和建以私人名義,打著建“生態園”的幌子,一分錢沒花就“租用”了6畝村民小組集體土地,還侵占鄉鎮資金建設了供其吃喝玩樂的老虎箐山莊。2009年后,和建表面上將土地退還鄉鎮,實際上授意轉租給其代理人,繼續套取公款并引入私人投資改擴建山莊,民間戲稱為“政法山莊”。


  不僅如此,和建在干部提拔上任人唯親,重用身邊工作人員,培植私人勢力,通過利益交換將上下級關系變成人身依附關系。在他的關照下,席之湖從一名普通工人成為公務員,后任鄉鎮黨委書記。他還打著州委領導的旗號,要求縣市領導協助其建立工作室……


  如何回答案件背后的“紅河之問”


  “如何預防下一個‘和建’的出現?如何消除和建案對紅河州帶來的巨大影響?查處和建案后更應回答好這個‘紅河之問’。”李慶元說。


  從個舊市商業局局長、紅河州貿易局局長、紅河州外貿局局長、彌勒縣委書記,再到紅河州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和建短短13年時間便從正科級升任副廳級領導干部,一路走來順風順水。


  云南省紀委一名辦案人員介紹,正是仕途上的順利,讓和建在思想信念上產生了動搖;而長期擔任一把手,又使他逐漸養成了頤指氣使的霸道作風。


  “理想信念動搖必然滑向腐敗深淵,權力任性必然難逃黨紀國法嚴懲,一心追求享樂必然走上腐敗之路,我行我素、放任私欲、為所欲為必然被圍獵……”王宇認為,和建案暴露出白恩培、仇和等人的余毒在紅河州遠未肅清,紅河州較長一段時間以來黨內政治生活很不認真、很不正常、很不健康。


  在姚國華看來,和建嚴重違紀違法行為的發生,既有其放松自我教育、思想麻痹松懈、試圖僥幸漏網等主觀原因,也有歷屆州委和歷任主要領導對其黨性教育缺位,監督管理乏力,黨內政治生活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斗性不強等客觀原因。


  “對和建監督管理存在明顯的漏洞,這個教訓非常深刻。他退居二線后我們沒有一起共事,放松了對他的監督。作為州委書記,我應該負責。”姚國華說。


  紅河州州長羅萍曾與和建共事7年,她告訴半月談記者,和建為人強勢,在決策中只要涉及政法領域,從不接受他人意見。“一個好的政治環境才能讓干部健康成長。”羅萍說,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自己及州委班子成員都存在一定的好人主義,不想得罪人,“都應吸取教訓”。


  如何消除和建案的惡劣影響,成為擺在云南省及紅河州的一個現實問題。姚國華說,紅河州將一方面清除政治污染底泥和污染因子,廣泛開展警示教育;一方面強化紀律審查震懾作用,嚴肅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全面修復政治生態環境,營造風清氣正的干事創業氛圍。


  科技·文化


  8  科技進步真是就業殺手?


  優步的出現可能令出租車司機失業,自動駕駛可能令司機這個職業消失,富士康公司正大規模增加制造業機器人,阿爾法圍棋擊敗了中韓頂尖高手……英國牛津大學學者弗雷和奧斯本預言,在未來10~20年間,美國47%的工作被自動化取代的風險很高;卡內基梅隆大學工程學院研究員瓦德瓦的觀點更極端,未來10~15年內,80%~90%的工作崗位將因為技術而消失。


  未來,我們真的都將失業?


  科技消滅工作,也創造工作


  直觀感受似乎是的,但統計數據與此偏差很大。


  首先,科技發展將導致工作崗位在不同行業間重新分配,一些行業就業機會減少的同時,另一些行業就業機會在增多。1900年時,41%的美國人在農業部門工作,而到2000年這一比例僅為2%。科技發展(尤其是拖拉機的發明和應用)的確消滅了農業部門的工作崗位,但同時卻增加了工業部門工作崗位。智能手機普及之后,雖然電話、媒體,甚至照相機生產商的就業都受到沖擊,但也誕生了全新的工作崗位:2012年美國有46.6萬人為移動APP工作,而在10年之前這一數字為零。


  其次,科技對工作的“替代”作用被過度關注,而其對工作的“輔助”作用則未獲足夠重視。例如ATM機的發明按理說將減少銀行出納的工作機會,但事實不然。ATM機的發明令銀行新開分支機構的成本大幅降低,這促使銀行開設更多分支機構,并雇傭更多人手。


  再有,科技進步推動勞動生產率提升,這令社會總產出更高、經濟效率更高,并最終令人們收入更高、閑暇時間更多,這將令旅游、醫療、文娛、健身、餐飲等消費需求變得更旺盛,而這將帶動服務業工作崗位大幅增加,并且這些更加個性化的服務很難被機器所取代。


  科技沖擊或引發職業兩極分化


  可以說,科技發展雖然在不斷消滅工作崗位,但并沒有減少工作崗位的總量。不過,科技對工作數量的沖擊不大,但對就業結構的沖擊不小。


  面對科技進步,一個大學經濟學教授和一個汽車制造工人所受的沖擊是不一樣的。對前者來說,科技進步意味著更高的工作效率,更多機會,科技對他們的“輔助”意義更大;而對后者來說,科技對他們的“替代”意義更大。


  研究發現,有兩大類職業較難被科技進步所取代。一種是“抽象”職業,即那些需要直覺、創造力、說服力的工作,例如工程師、教授、管理人員等;另一種是需要“動手”的職業,即那些需要環境適應能力、視覺和語言辨識能力,以及人際交往能力的工作,例如廚師、護士、保姆等。


  最受沖擊的是介于其間的“中等技能”職業,如:銷售人員、行政文員、制造業工人等。


  這種科技進步造成“職業兩極分化”的影響不容小覷,這一趨勢正在蠶食二戰以后西方社會引以為傲的“橄欖形”社會結構,即龐大的中產階級,且整個社會有賴于其發揮穩定器作用。


  教育的重要性將更凸顯


  自工業革命以來,科技將奪走人類的工作機會,是一直都有的擔憂。目前,人們所擔心的大規模失業問題卻并未出現。


  不過當前這一輪科技進步對工作的沖擊在兩個維度上和以往有所不同:一是范圍更廣,將影響幾乎所有行業;二是速度更快,突如其來的轉變讓人們更難適應。


  雖然目前我們還難對未來下定論,但的確需要做一定的準備,其中,教育應成為最重要的應對之策。在美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國家推動的“高中普及運動”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減少科技發展對經濟和社會的沖擊,實際上是一場教育和科技的競賽。隨著科技進化速度加快,教育的重要性將更加凸顯。


  生態·健康


  9  農田里“造林”,前腳種后腳拔


  片面追求綠化率滋生形式主義套路


  導讀


  在當前中央高度重視綠色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的背景下,各地轟轟烈烈“搞生態”“搞綠化”。但半月談記者發現,在一些地方,種樹綠化這一基礎工作藏有諸多形式主義套路:有的是政績沖動,為“打扮”新增綠化面積、森林覆蓋率等數字,在農田上栽樹,樹木種而不活;有的存過關心態,趁林木存活率高的時候,搞提前驗收;有的造林全看“領導意志”,不顧當地生態實際,種哪種樹全憑領導喜好;還有的害怕指標壓力,“病急亂投醫”,甚至引入外來物種,導致生態隱患重重。


  砍舊栽新,就能提高森林覆蓋率?


  在北方某鄉鎮的省道上,道路一側種上的樹木有的已死亡。該鄉鎮一名干部說,前幾年,縣里要求在國省道兩側沿線100米內建綠色長廊,并詳細規定了樹木品種。


  “來了標準就得干,不干不行。”這名干部說。道路兩側既有民居,也有企業廠房,有的土地還是農田。為了完成提高森林覆蓋率的任務,這個鄉鎮抓緊開始征地,給農民青苗補償,把原來的樹砍掉,種上上級要求的品種,部分樹木種在了農田里。


  “農田里種樹,相關部門‘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其實都擔著很大風險,而且成活率不高。”這名鄉鎮干部說。


  “樹多了,長大了,地里的糧食沒法用收割機收獲,怎么辦?”半月談記者問。受訪基層干部說,農民要生產糧食,但樹長大了會奪走養分,也不利于農業機械化生產。于是,在一些農田里,政府前腳種樹,農民后腳拔樹。


  當地基層干部還反映,當年縣里下發通知的時候已經過了植樹最佳季節,卻三令五申要求盡快完成,種上后又缺少專業維護,有的樹木因反季節種植和缺乏看管而死亡。


  造林面積穩中有升,因在存活率高時驗收


  紅樹林素有“海上森林”“海洋衛士”之稱。在南方沿海某地,多個部門有關負責人接受采訪時均表示“紅樹林面積穩中有升”,當半月談記者詢問紅樹林面積增加多少時,他們卻“三緘其口”,無法提供數據。


  “目前最新的紅樹林面積還是8年前的數據。”一名林業部門干部說,全國濕地資源調查每10年進行一次,上一次調查是2011年,下一次調查將在2021年。森林資源調查每5年一次,但紅樹林不在此列。


  海面上人工種植紅樹林成活率較低,當地流傳著一種說法:“一年生,兩年稀,三年死”。多級林業部門在不同海域試驗表明:紅樹林人工造林后當年成活率超過85%,造林后第三年保存率僅為10%。


  紅樹林人工造林后“三年驗收”是業界共識,但一些地方在驗收時“動起了心思”:選擇在第一年驗收,或者在“合適時機”驗收。


  一名長期研究紅樹林的專家透露,前幾年他對某地補種紅樹林項目進行中期檢查驗收時,被驗收方安排在大海漲潮時帶去看,并說“漲潮了,紅樹林看不到了”,就這樣蒙混過關。


  指標“看上去很美”,卻暗藏風險


  有些地方只是數字指標“看上去很美”。在東部某市,當地把更新林計算在新增綠化面積內。


  一名鄉鎮干部說:“最近幾年連續種樹,有的溝渠邊上的樹木已經長大成材,砍掉賣后能產生經濟收益,然后再種上新的。數字上看指標是完成了,但森林覆蓋率并沒有明顯增加。”


  一些地方綠化工作受主政官員喜好因素影響大,在長官意志之下,不顧當地生態實際,大搞森林城市建設,種哪種樹全憑領導一句話。幾年前,南寧市委原書記余遠輝落馬前大力倡導“花樣南寧”,因為他個人喜歡三角梅,當地廣泛種植三角梅,其價格一下子翻了十幾倍甚至上百倍。


  一位園林綠化企業負責人說:“當時種三角梅,完成造林任務成了一些單位的‘政治任務’。還有個別學校的學生家長被索要一定資金,買花后送到學校觀賞充任務。”


  一些地方迫于營造林指標壓力,“病急亂投醫”,甚至大量引種外來物種,造成生態安全隱患。西南某市林業局提供的統計數據顯示:2000年至2009年,當地種植1萬多畝紅樹林,其中從斯里蘭卡引進的外來物種無瓣海桑近7000畝。


  半月談記者在該市沿海一處造林地看到,人工補種的無瓣海桑林高達8至10米,遮蔽了部分原生紅樹林,導致原生紅樹林長勢較差。當地一位知情人士說,無瓣海桑林易種植、生長快,被業內稱為“速生林”;2000年時,無瓣海桑林才只有3米多高,這些年越長越高,侵占了原生紅樹林生長空間。


  科學造林應重森林質量和生物多樣性


  當前,我國在綠化考核方面有一項指標是“視覺上不能有裸露黃土”。不少專家反映,該指標在一些地方已被異化為片面追求綠化和森林覆蓋率。一名林業系統干部直言:“每年為增加森林覆蓋率我們都快愁死了,目前我省森林覆蓋率已達到較高水平,再增加0.1%都很難。”


  過度強調“森林覆蓋率”容易走入盲目追求數量的誤區。受訪專家認為,一些地方政府迫于考核壓力、政績需要,不切實際,盲目規劃,片面追求綠化率水平,很容易陷入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


  決不能為了追求綠化率、森林覆蓋率,而放任引進外來物種。廣西紅樹林研究中心主任范航清等受訪專家呼吁,必須在尊重科學、通盤考慮的基礎上謹慎引進,做好馴化工作,否則將造成不可逆轉的影響。


  北京林業大學副教授張云路說,在夯實森林綠色“數量”的基礎上,更應強調森林“質量”和綠色效益的提高,提高森林的生態服務績效,讓森林真正成為價值豐富的綠色公共產品。


  在摒棄片面追求綠化率、森林覆蓋率的同時,可將生態建設的目光轉移到營造森林生物多樣性上來。“植樹造林不僅是簡單的綠化,不能只考慮純綠化項目,還要考慮整個生態系統恢復和建設。”北京大學自然保護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呂植教授建議,國家生態保護政策應該從“只認樹、只認綠”的“1.0版本”,進入遵循自然規律的“2.0版本”,更加注重生物多樣性的恢復和保護。


  民生·社會


  10  斜杠青年:“無邊界”人生更精彩?


  導讀


  “我現在有三份工作,第一當媽媽,因為家庭責任不可忘;第二是HR,因為吃飯生活不可拋;第三是兼職領隊,因為詩和遠方不可棄。”薛珍妮目前在一家公司做人力資源工作,每周工作3天。同時,她也是稻草人旅行社的兼職領隊。


  像薛珍妮這樣的年輕人,如今被稱作“斜杠青年”,指的是一群不再滿足“專一職業”生活方式、而選擇擁有多重職業和身份的多元生活人群。有調查顯示,目前全國斜杠青年規模已突破8000萬人,高學歷青年成為“斜杠”領跑人群。那么,斜杠青年的生活有何不同?


  不斷探索自我,“斜”出不一樣的人生


  互聯網浪潮之下,新興產業不斷衍生,傳統企業組織模式被解構,自由職業者大規模發展,這讓各種“斜杠”成為當今時代新潮流的標志之一。數字化管理師、付費咨詢師等新興職業也“C位出道”。


  薛珍妮曾從一份“996”的工作逃離,當她不得不再回到工作崗位時,決定以兼職導游的副業來承接自己詩和遠方的夢想。“目前時間的占比是6∶4,收入方面主職也多出不少,兼職主要是和愛好高度相關,更偏情懷一些。”薛珍妮說。


  干姚駿懷著“看世界”的夢想進入航空公司,卻發現工作本身并沒有預想中有趣。“有的地方要去十幾次,而且由于頻繁飛行,身體狀態越來越差,精神上也感到空虛。”干姚駿說。如今,這位平時只能穿制服的空少,卻在小紅書平臺因為“秀”穿搭而成為新晉網紅。


  彈著吉他唱歌的陳彥宇坦言,發布彈唱視頻是為了吸引更多的人來看自己的金融理財筆記。同時,學習成為一名心理咨詢師也是為了更好地服務高凈值客戶。“一線城市的青年人因為激烈的競爭充滿了焦慮,這也促使我們去學習更多知識,以便于在競爭中脫穎而出。”陳彥宇說。


  《斜杠青年》一書的作者曠世典認為,斜杠青年是對工業時代“一個蘿卜一個坑”工作模式以及用單一職業來定義個體的一種挑戰;同時,也是對個體想要實現多種潛能的一種尊重。


  “無邊界”人生或為客觀需求


  多數受訪者認同,“斜杠青年”的生活方式需要實力來支撐。他們實際上都是一群自控力強、經歷過長期的自我投資與積累,并且擁有某種核心競爭力的人。


  身為互聯網公司市場營銷經理和母嬰博主,徐婷嬌常把自己看作一家企業。“我不會去區分什么是主業,什么是副業。我會把自己看作一家企業,投資自己、提升自己的事都值得去做。”徐婷嬌說。


  生活品質、興趣愛好及自我發展是成為“斜杠”的三大動因。薛珍妮發現,身邊越來越多的同齡人有嘗試“斜杠”的想法。“溫飽問題解決后需要考慮更深層次的問題。”薛珍妮說,大部分人會遇到職業瓶頸,對手也越來越強,不少人更積極地尋找人生新的可能性。


  半月談記者采訪了解到,部分斜杠青年是在經歷過“996”的痛楚之后,開啟了“斜杠”人生,其中又以30歲左右已完成生育的女性為主。


  上海社會科學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長楊雄認為,新產業新技術新業態不斷更迭,激烈的競爭促使青年人不斷進行自我更新。“我們已經開始進入‘不斜杠即淘汰’的快速變化的社會。”


  “朝九晚五不再是必須,自我投資永無止境。”曠世典表示,在知識經濟時代,人才將取代資本成為核心生產要素。只要有能力和實力,就能通過為不同的組織服務來獲得更多收入,并保持自身的靈活性。


  社會該如何與“斜杠”相處


  采訪中,在談及是否會向他人透露自己是“斜杠青年”時,多數被訪者表示出開放的態度,不過對于目前就職的公司或準備跳槽時將要面對的未來雇主仍較為謹慎。


  薛珍妮表示,大多數公司在制定《員工手冊》時會有比較明確的規定,比如“不主張去做兼職”。大部分公司會認為,兼職和本職在時間上可能會有沖突。此外,員工兼職有很大可能是同行業的工作,也許會涉及信息泄漏等問題。


  “我覺得需要開誠布公地去和雇主談。”薛珍妮說,一方面保證工作時間和效果,另一方面,有的兼職能力還能促進主職的工作。


  從社會大環境來看,復旦大學教授于海認為,應該給予斜杠青年更多理解和鼓勵。青年有多種職業身份,把謀生和自我實現結合起來,社會增加了就業機會,消費者也得到了更多樣性的服務。


  “如今,部分大學生就業難,可鼓勵他們從自己的愛好做起,從非正規就業做起。”于海說,這樣擇業有更大的自主性,有更好的工作狀態。也許一份嘗試性的工作,最終會成為主業,也希望政府在青年人創業和非正規就業上能給予更多支持。


  信息


  11  廣西靈山:監管醫院治“疑難”,助力禁毒保平安


  廣西欽州市靈山縣監管醫院于2017年12月29日建成投入使用,是靈山縣委、縣政府貫徹落實十九大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新模式,是實施創新社會管理的一個重大舉措,是該縣對涉毒及患病拘押人員進行標本兼治的有力舉措。通過把病殘涉毒違法犯罪人員送到監管醫院進行關押收治,2018年全縣刑事案件立案數同比下降22%,“兩搶一盜”等侵財案件立案數同比下降40.2%。


  醫療配置讓人側目


  靈山縣監管醫院,門診、搶救室、治療室等醫技科室一應俱全,拘押病房、醫療區、醫務人員生活區等區域配置規范,同時對艾滋病、結核病、肝炎和普通病等病人進行分區管理,監管醫院的醫生每天都要到拘押區對每間拘押病房例行查房,該院醫療配置達全區一流水平。


  靈山縣監管醫院位于靈山縣那隆鎮龍窟村委,于2017年2月籌建,同年12月29日投入使用,是集監押、醫療保健、疾病預防于一體的大型綜合性醫院,醫院共配置醫務人員51人,有13名醫護人員參加國家級艾滋病臨床進修培訓班學習,具備豐富的艾滋病、結核病診治經驗和技術,醫務人員均為后盾醫院精挑細選的業務骨干。


  協作管控模式有成效


  近年來,靈山警方密切與外流販毒主要流入地廣東地區的交流協作,探索建立“異地抓獲、原籍管控”新模式,廣東警方將抓獲的靈山籍患病吸毒人員移交靈山縣監管醫院關押收治,此舉既減輕了抓獲地收戒壓力,也有利于靈山加強對外流販毒高危人員的管控,有效遏制外流販毒活動。截止目前,縣監管醫院共接收廣東警方移交的靈山籍患病吸毒人員26人,外地抓獲靈山籍外流販毒人數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68%。


  設立審判庭實現快審快判


  靈山縣公、檢、法部門創新工作機制,充分發揮監管醫院優勢,實現了在監管醫院就地對涉毒案件實行快偵快訴快判。


  監管醫院投入使用之前,該縣患嚴重傳染性疾病犯罪嫌疑人均被押送至南寧茅橋中心醫院進行羈押,每當此類案件開審,縣法院有關工作人員至少需要往返奔走南寧3次,極度耗時耗力耗財物。為切實提升辦案效率,保障在押被告人的訴訟權利,2018年7月,該縣法院在監管醫院新設刑事案件審判法庭,對涉毒案件實行快偵快訴快判,破解了將罪犯提押到法院或法官到監獄開庭的難題,提高了刑事案件的審判效率,避免了押解被告人過程中出現的不安全因素以及病情惡化等風險,有力地保證了審判的安全與效率,開創全區在監管醫院開庭審判先例。2018年1月至2019年5月,靈山法院共受理羈押于縣監管醫院的被告人涉毒刑事案件共55件,審結54件,審結率9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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